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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巴馬在解決敘利亞化武後對記者所講到：「我不太在乎姿態優雅。我更關心的是如何做出正確的決策。」

當面對危機發生時，國家的整體效益，遠大於個人的利益價值，國家不會因為個人而損失，但會因為你做得決策，而承擔整個後果的責任。

在輔導團隊領導者時，我會讓他們思考一個問題：「當面對組織短期的利益，以及長期利益的決擇時，你會怎麼做抉擇？」

過程中提供星巴克、麥當勞、英特爾、蘋果、戴爾等個案來思考，你在站在這些組織的決策角度，你要怎麼決策，為什麼這麼做、如何實行、可能的結果。

這些評估決策的結果，在最後都會引導到一個核心的概念，組織存在的價值是什麼？不著眼於當下，而是以長遠的眼光來看，你所做的不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，而是要能夠站在更遠的時間點來反推現在我們可以做什麼，以終為始，布局所需的戰略目標。

最後及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在最後一次記者會上說：「走過經融危機的過程，各種決策的好壞，就由歷史來評價。」也就是說，當我們能夠從更多協作系統的參與中來做決策，你任何的選擇都會牽連到各種影響，有的會及時見效，有的需要長期才會看見，還有的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你必須不斷訊問自己，是否還有更好的可能性。

這次從《美國該走的路》中解析站在美國決策層的高度來思考，各種的決策會對國家造成什樣的影響，從內部的國會、人民、軍事單位到國際上的盟友、制裁方與協調方等各種關係，各種的可能性，最終將回到國家的長期性來思考。

2013年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，政府軍用化武攻擊在郊區的叛軍，這場災害，造成一千五百名百姓死亡，其中有四百位為孩童。

這時你是美國總統，面對這種採到自己所講的紅線時，你該怎麼做？

是會要求相關駐軍發動攻擊？還是釐清相關的化武分布？又或請求國內的看法？

其實，真正重要的是要先釐清現在究竟是什麼情況？以及是誰做的事情？
必須針對已掌握到的情資，才能作相當深入的討論。

如果一昧得靠自己的想法做決策，很容易造成更大的傷害。

在情資會議討論從反擊方的立場，會開始思考，是否採取軍事反應，以及如何反應。以及針對這麼多的目標，該針對化武工廠、軍事總部、還是機場跑道來做目標。

這種選項有其必然的風險：其一，如果發動反擊，如果擊跨政府軍，叛軍會不會反過來運用這些化武；其二，如果反擊反而激起政府軍的反擊，是否會擴大政府軍隊化武的使用；其三，如果反擊，周邊各國是否會介入，以及政府背後的支持國俄羅斯會有什麼動作；其四，如果發動反擊，會不會像之前入侵伊拉克一樣，陷入戰爭的泥沼中。

這時會議的決議一致認為準備軍事行動，並已經著手開始全天候準備發動一系列的空襲計畫。但是，後來歐巴馬下令，想想其他方案，並且先向國會請求批准。

這種舉動雖然不尋常，但卻是正確的動作，因為我們即將要做的行動應該讓國會和人民有充分的了解，以及準備接受其後果。

最後透過美國、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之間調停多次後，敘利亞同意將國內的化武安全的移除。最後的結果誰也沒有辦法想到，因為在第一時間美國會議一致認同出兵、加上國內媒體不斷的輿論造成反擊的主張。

然而，歐巴馬在當時卻停下來，選擇讓國會與人民來決議，後來國會與美國人民則是偏向反對出兵敘利亞。國際上阿拉國國家也採取觀望的姿態，因為誰也不想因為這次事件遭到對方的攻擊。

如果站在當下，你會擁有很多的情資，並且知道各國的表態立場，除了與當時政府聯繫、俄羅斯政府聯繫、還有透過軍事手段來達成目的。

你有許多種的選擇與決策可能，但卻沒有任何一種方式是最好的。這也就如外交政策的問題，沒有所謂的好或壞，只有在壞與更壞之間做選擇。

所要達成的是降低各種因素的風險，並達到各方利益的需求。當下歐巴馬停止軍事行動，並請求國會同意，這項舉動是出於長遠的可能性作考量，避免像伊拉克的情抗再次發生，雖然在過程中會折損個人的「可信度」。但是從長遠的可能來講，這是重要的。

因為你無法猜到對方可能的行動，如果發動了是否能過脫身，另外這種直接行使軍事力量是否是正確必須思考，以及面對無所作為的批評聲浪該怎麼應對，我想，這一切的思考點，著眼於是否符合國家的長期利益。

面對一切朦朧的可能，如果你不能預測到你所做出的決定，接下來對方的行為反應，以及是否能夠承受得住，你就必須思考該如何用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，這種思考，是基於各方協調的過程中所在乎的、擔憂的是什麼，以及最終可能達成的是哪種方案。

更重要的是面對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輕重，你是否願意為了國家的永續，而捨棄掉那些不必要的信度，以換來真正的長期效果。就如一開始文提到歐巴馬對記者所講：「我不太在乎姿態優雅。我更關心的是如何做出正確的決策。」